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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
时间:2010-12-21 13:26:36  来源:光明日报  作者:邢福义  文字:
 
作为传统语言学的“小学”,已经退出中国现代语言学结构系统,成了一个历史概念。我个人以为,学风、学理和学术成果,是国学精魂的三大组成部分。

 

无论广度还是深度,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。但是,在国际学术交往中,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,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、创新性理论不多、学术风格不明朗,因而处于弱势地位,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。

 

华中师范大学第三十一期“博雅大讲坛”

时间:2006年6月3日

地点: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

演讲人简介:邢福义,1935年生于海南省乐东县。1956年起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,1983年晋升教授,2002年被聘任为华中师大文科资深教授。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,也研究逻辑学、文化语言学等领域的问题。发表文章390余篇,出版著作44部,个人独著17部。著作《语法问题发掘集》和《汉语语法学》先后获得第一、二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。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,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,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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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各位出席今天这个讲演会。我对国学没有什么研究。从1956年留校任教起,50年来我的主攻方向始终是现代汉语语言学,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学。研究问题的过程中,自然会涉及其他方面的学问,诸如逻辑学、文化学以及国学的某些论说,不过,都只是接触到一点点皮毛。我现在讲“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”,不是要对“国学”本身进行深入的阐发,而是想站在现代语学的基点上,观察国学精魂对于中国现代语学发展的价值。学问是相通的。我相信,中国现代语学可以如此,中国其他现代学问大概也可以如此。

  一、国学的定格和涌流

  站在现代语学的时间位置上审视,国学既是静态的,又是动态的。

  我们应该知道,国学已经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框架之上。这是国学“静态”的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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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马氏文通》

  就语言学而言,属于国学范围的,主要有文字学、训诂学和音韵学。在离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西周的国学建在国都里。上学就读的子弟,八岁进小学,学习时间为七年;十五岁入大学,当时称为“太学”,学习时间为九年。学生入小学,从识字开始,最基本的课程便是文字学。古人分析汉字,归纳出“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”六种条例,叫作“六书”。小学里,要教“六书”。由于文字学跟小学存在这种联系,便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借代用法,“小学”被用来代指文字学。后来,到了隋唐,“小学”范围有所扩大,把训诂学和音韵学也包括了进来。这也很自然。因为,文字学不仅研究文字的形体结构,而且要研究字义和字音,这就关联到了训诂学和音韵学。那么,中国的现代语言学,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

  1898年,马建忠《马氏文通》出版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学著作,从基本倾向上看,是套用国外语法学体系,根据汉语情况略加增减修补,建构了汉语语法学体系。这部著作的出版,成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。百余年来,特别是近二十余年来,中国的语言学经过多次分分合合,范围已经大大拓展,形成了四大分支。其一,汉语汉字研究,一般统称为汉语言文字学;其二,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,一般统称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;其三,少数民族语言研究,通常简称为民族语言研究;其四,外国语言研究,其研究对象是属于外国的种种语言。四大分支内部,又分别包含不同层级的学科,如果算到现代汉语语法学这一级,研究领域便有数十个之多。国学意义上的文字、训诂、音韵等,都已为第一分支所包涵,成了汉语汉字研究的部分内容。这就是说,作为传统语言学的“小学”,已经退出中国现代语言学结构系统,成了一个历史概念。

  然而,我们更应该知道,国学精魂一直涌流在中国文化承传的长河之中。这是国学“动态”的一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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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最早的一部字书《说文解字》(平津馆丛书本)

  国学精魂何在?我个人以为,学风、学理和学术成果,是国学精魂的三大组成部分。国学有反映民族性格特征的朴实学风,我们一般理解为“朴学精神”;国学有反映民族认知结晶的深刻学理,蕴藏量大,开掘空间广阔;国学有多方面重要的学术成果,为世人了解中国的社会、历史、文化传统奉献了极其宝贵的论断。这三者共同显示了中华学术文化的“根”,体现着中华学术文化的“源”,绵延着中华学术文化的“流”。

  在实际工作中,搞现代研究的人,不可能断离与国学研究的联系,这正是国学动态性影响的实据。我说个小故事。前几年我到某地开会,会后十来个朋友一起来到当地出名的一个饺子馆。饺子各种各样,服务员一样一样地上。最后一道饺子,每个只有豌豆那么大,服务员把它们放到火锅里,让顾客们自己捞。很有礼貌的服务员小姐,站在桌子旁边,甜美地“做广告”:“捞到一个,一帆风顺;捞到两个,好事成双;捞到三个,三羊开泰;捞到四个,四季常青;捞到五个,五谷丰登;捞到六个,六六大顺;捞到七个,七星照耀;捞到八个,八仙过海;捞到九个,天长地久;捞到十个,十全十美。”说到这里,她停顿了下来。有悬念了!火锅里滚动着的那么小那么轻的饺子,哪能容易捞到?别说捞到十个九个,即使捞到三个两个,也极困难。这时,大家很自然地特别关心一个问题:要是一个也捞不到,怎么办?看到大家都急了,服务员小姐才笑吟吟地说:“要是一个也没捞到呢?好呀,无忧无虑!”(哄堂大笑)老实说,这道饺子并不怎么好吃,然而,却让大家像玩游戏一样,吃得兴高采烈,笑逐颜开。这件事反映的是纯语言问题吗?不,这里负载着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信息。这只是现代汉语的问题吗?不,要解释好这里的语句,需要古代汉语的知识,需要国学的知识。

  二、朴学精神的传承

  “朴学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汉书·儒林传第五十八》中汉武帝和倪宽的对话里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道:“朴学,朴实的学问。后来特指清代的考据学。”且不管其特指义,朴学精神表现为质朴、实在、讲实据、求实证,是国学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学风。如何传承朴学精神?我这里只说一点:要充分占有材料,据实思辨,不应疏而漏之。

  比如数词“三”,别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,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,可以做出这样那样的文章。仅以“定数和约数”、“统数和序数”两个问题来说。

  首先,应该知道“三”既可表示定数,又可表示约数。定数指确定的数,比如二加一等于三、四减一等于三的“三”;约数指不确定的数,又叫概数。表示约数的“三”,许多时候跟“多”相联系,我们一口气可以说出“三思而行、三令五申、推三阻四、一波三折、举一反三、三人成虎、三人行必有我师”等等例子。清代学者汪中写了一篇《释三九》,他说:“一奇、二偶,一二不可以为数;故三者,数之成也。”这一点,反映了汉民族的心理形态。但是,从现代汉语看,约数“三”是否都跟“多”相联系呢?不一定。有时反而表示“少”。比如,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。同是“三X两Y”,“三心二意”表多,“三言两语”却表少;“三番两次”表多,“三拳两脚”却表少;“每天三碗两碗地吃肥肉”表示多,“每天只能赚到三块两块钱”却表少。显然,规约“三”的多与少,还有别的因素。这就是:跟“三”发生联系的事物,以及人们对事物的主观认知。只有认识这一点,对“三”的了解才能深化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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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羊开泰

  其次,应该知道“三”或者表示统数,或者表示序数。统数是表示数量多少的数,包括定数和约数;序数是表示次序先后的数。到底是表示统数还是表示序数,有时要结合特定的句域管控才能判定。比如,《三国演义》第五十六回“曹操大宴孔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”,其中的“三”是序数;第三十七回“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”,其中的“三”却是统数。知道这一点很重要。有的时候,解释某些词语,比如“三羊开泰”,需要懂得统数和序数之间的转变关系。“三羊”怎么“开泰”?反过来说,“开泰”怎么会跟“三羊”联系起来?原来,“羊”由“阳”演变而来。《易》中泰卦,下为三阳,表示阴消阳长,冬去春来。“三羊开泰”,本来是“三阳开泰”。利用同音关系,把“阳”变换为“羊”,可以增强言辞的语用价值。年历上,贺年片上,工艺品上,三羊组画,比“三阳”更具体,更形象,更有动感,因而更具感染力。怎么理解泰卦中的“三阳”呢?按古人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,由于农历每年冬至那一日之后白天渐长,古人便认为冬至日标志着“一阳生”,而农历十二月是“二阳生”,新年正月便是“三阳生”。等于说,一过冬至,第一次阳气生发;进入农历十二月,第二次阳气生发;一到新年正月,第三次阳气生发,于是万事顺遂,安泰吉祥。可知,“三羊”(三只羊子)里的统数“三”,原本是“三阳”(第一、二、三次阳气相继生发)里的序数“三”。只有不仅知道从“阳”到“羊”的同音借用关系,而且知道连带而引发的从序数“三”到统数“三”的转化关系,才能透彻地理解“三羊开泰”。

  吕叔湘先生写过这样的诗句:“文章写就供人读,何事苦营八阵图?洗尽铅华呈本色,梳装莫问入时无。”写诗时,吕先生已经将近90高龄。这位中国语学巨擘,他所希望的,正是承传一种“朴学”的学风。我想,这是一种“言传身教”吧?!

  三、“辞达而已”的启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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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像

  子曰:“辞达而已矣。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:辞,取达意而止,不以富丽为工。《孔子大词典》:孔子认为辞的作用在于言事,因此辞不贵多,亦不贵少,皆取达意为上。我以为,从蕴含量之丰富看,“辞达而已”应是反映语言应用发展规律的一条深刻学理、一个基本原则。如何认识这一学理和原则?我分两个大方面来讲。

  第一大方面:人们的语言运用,无处不体现“辞达而已”的原则。举些例子,略说三点。

  首先,精准贴切的表达,是“辞达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四回,写贾宝玉挨了他父亲的一顿好打,躺在床上不能动,薛宝钗跑到怡红院去看他,叹道:“早听人一句话,也不至有今日!别说老太太、太太心疼,就是我们看着,心里也……”刚说了半句,又忙咽住,不觉眼圈微红,双腮带赤,低头不语了。这里的“我们”是谁?就她自己。她是一个人,为什么要用一个复数形式?少女心态,不好意思嘛!“我们”二字,够精准的。(笑)曹禺的《雷雨》中,“劝药”那场戏里,周萍和周冲在父亲的命令下,劝繁漪喝药。周萍说的是:“听父亲的话吧,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”周冲说的是:“您喝吧,为我喝一点吧,要不然,父亲的气是不会消的。”周冲用了第二人称代词的敬称形式,在那个家庭背景下,符合母子关系;而周萍则“低声”用了第二人称代词的一般形式,不自觉地流露了他与繁漪二人之间关系的暧昧。作者选用“你”和“您”,达意传情,可圈可点。

  其次,夸张铺排的表达,也是一种“辞达”。李白《将进酒》: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”气势磅礴,感情奔放!假若你去当家庭教师,你当然必须告诉人家的孩子,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北麓卡日曲。然而,你不能据此而否定李白的诗句,说老李缺乏地理知识,“黄河之水”不是“天上来”的!(笑)杜甫《古柏行》:“霜皮溜雨四十围,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宋代沈括按这个直径和长度计算了一下,然后说:“无乃太细长乎?”(笑)如果这么做,李白《秋浦歌》中的“白发三千丈,缘愁似个长”,岂不也要问:“无乃太长乎?”

  再次,模糊概略的表达,也是一种“辞达”。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06年第2期有一篇《打火机》,写一位女士野外游玩,喝了一大瓶水,想要小解,可是没有厕所。怎么办?“看看四周,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不见牛羊,好在也不见人,余真一猫腰钻进了草丛,回归大自然。”这么写,不仅“就地小便”的意思清楚了,而且显得特别有风趣!(笑)语言不是数目字,说话不是做算术。冯德英《苦菜花》里有这么一句:“人都走光了,只剩下两个挑柴的。”难道挑柴的不是人?有一首歌,开头一句就是:“世上只有妈妈好。”难道爸爸不好?钱钟书《围城》里有这么一句:“苏小姐脸红,骂她:你这人最坏!”难道真的是她最坏?电视剧《都市放牛》中,南瓜买了一件小礼物送给喜妹,喜妹赌气说她想要金的银的,南瓜可怜巴巴地解释:“喜妹,你知道我没钱!”这里的“没钱”就是钱少、钱不够的意思,喜妹一听就懂。要是南瓜说:“喜妹,你知道我钱少!”这是不是很别扭?(笑)“秃头”就是没头发,也是个模糊概念。不要以为凡是“秃头”就一定一根头发也没有。远看看不见,近看只有一根,能说不是秃头吗?恐怕还是秃头!(大笑)

  第二大方面:语言的变化发展,无时不受“辞达而已”原则的规约。也举些例子,略说三点。

  首先,适应社会发展使用新词新义,是为了“辞达”。“下海”一词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1983年修改本里还只列出三个义项: 1 到海中去; 2 (渔民)到海上(捕鱼); 3 指业余戏剧演员成为职业演员。1996年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修订本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,即: 4 指放弃原来的工作而经营商业。现在,假若哪份报纸哪本杂志上有一篇文章题为“下海”,多数读者想到的肯定是经商做生意。近来,媒体上流行“粉丝”一词,来自英语的“fans”,有“狂热的迷恋者、狂热的崇拜者”之类意思。这个词,公文里、教科书上不宜使用,但在特殊场合,却有其特殊的作用。2006年5月17日的《楚天都市报》上,有一篇短文《粉丝沙龙》,说的是真人真事。作者说,他妻子内退回家,十分苦恼,他鼓励妻开个粉丝小吃店,儿子大声叫好,挂出了一个“粉丝沙龙”的店牌。没两天,突然进来十多个男孩女孩,出高价钱包店,说“铁杆粉丝”在“粉丝沙龙”搞聚会,够味!从此,生意出奇地火爆。作者叹道:此“粉丝”非彼“粉丝”,没想到此“粉丝”引来那么多的彼“粉丝”,让妻乐得合不拢嘴!(笑)

  其次,适应表达需要选用句法结构,也是为了“辞达”。句子可以变换结构。两次春节联欢晚会上,冯巩出场总是对观众说:“我想死你们了!”到了200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节目主持人要求他不能重复这个句子,他顺口而出:“你们让我想死了!”同一个意思,还有一种说法。琼瑶小说《哑妻》中,这么描写雪儿见到爸爸的情形:雪儿望着父亲,然后垂下头去,找了一根树枝,在地上写:“你是我爸爸?”柳静言点点头,雪儿又看了他好一会儿,然后写:“爸爸,你想死我们了!”母女俩年年月月想着的是“你”,现在面对着的正是“你”,因此,最迫切的是要把“你”先说出来,然后再接上“想死我们了”。

  再次,根据表述要求变动同音字来组造语句,也是为了“辞达”。常言:“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。”为了套狼,宁可牺牲孩子,这合理吗?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《语文建设》发表过一篇《因声起意与流俗词源》的文章,作者指出:这里的“孩子”可能是“鞋子”的讹读。因为,在一些方言区中,“鞋子”就读成“háizi”这条俗语应为 “舍不得鞋子套不着狼。”在一次国际会议上,我特别提到了这一点。讨论时,有位新加坡学者提问:“量小非君子,无毒不丈夫”中的“毒”,有没有可能是由“度”演化而来的?我认为很有可能。“量小非君子”和“无度不丈夫”,互文见义,也可以说成“量小非丈夫,无度不君子”。是否如此,尚待求证,但无论如何,肯定都是能够引发思考的好假设。那么,如果假设得到证实,是否导致对“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”和“无毒不丈夫”的否定和舍弃呢?不是。这类夸张性说法,经历了语言运用的时间考验,在历史发展中已经定型,所表达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。以“舍不了孩子套不住狼”来说,是否合乎人情的理据已经淡化,不再成为需要深究的话题,人们已然接受了凸显出来的意思,这就是:必须作出重大的牺牲,否则就无法取胜。

  理论越精辟,话语越简短。两千多年前,孔老夫子就已为我们提出了有关语言的一条纲领性的原则。辞达而已,一语破的。这一原则,可以用来建构语用学和修辞学,也可以用来解释词汇的发展和语法格式的演变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中,像“辞达而已”这样的精辟论断,应不在少。

  四、中国语学的特色探求

  中国语言研究,应该旗帜鲜明:面向世界,面向时代需求;根在中国,根在民族土壤。我们重视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方法。在这一点上,要承认自己的落后,要看到自己同别人之间的差距,要把握研究工作的先进走向。作为汉语研究工作者,我们又应该重视“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,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”。讨论国学,不是要回归到国故,而是为了弘扬国学的精魂。把学习别人长处和创建自己特色结合起来,处理好“向”和“根”的关系,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与国际接轨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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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木简


 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倡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,提倡、探求和凸显中国语学的特色。

  古为今用、外为中用,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。国故意义上的国学,无力因而也不能直接促进国家文化的大发展;纯引进意义上的今学,也总避免不了水土不服的缺憾。无可怀疑,跟文字、训诂、音韵等相比较,无论广度还是深度,中国现代语学的面貌都是全新的。但是,在国际学术交往中,却显露了明显的弱点,比如原创性学说缺乏、创新性理论不多、学术风格不明朗,因而处于弱势地位,根本无法跟别人平等对话。说千道万,中国语学要得到长足发展,最重要的是提倡形成“语言学的中国学派”。2004年,《汉语学报》发表了《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》的文章,作者指出:学派是学术研究领域走向成熟、发达和繁荣的标志,所谓学术的繁荣,就是学派、流派之间的竞争的果实。伟大的思想,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。汉语研究中学派的形势不明朗,这是一个事实。没有学派,就没有该学科的国际地位;没有国际地位,则从根本上取消了我们的国际交流的话语权。这篇文章发表以后,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。

  要形成语言学的中国学派,就必须强调语言研究的“自主创新”。什么叫“创新”?“创新”本身就是一种独创性的行为或成果,本来就是“自主”的!可是,如果这么咬文嚼字,绝对是十足的书呆子气。正如国学是相对西学侵逼而提出的概念一样,“自主”创新针对的是“他主”创新。提出“自主创新”,是在高屋建瓴,是在主张弘扬民族智慧,是在强调国家兴盛之“大我”。许多人喜欢读金庸小说,我是其中一个。王重阳和林朝英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佳偶,却没有结合,这是因为二人武功既高,自负益甚,一直至死,争竞之心始终不消。林朝英创出了克制全真武功的玉女心经,而王重阳不甘服输,又将九阴真经刻在墓中。只是他自思玉女心经为林朝英自创,自己却依傍前人的遗书,相较之下,实逊一筹。王重阳很清醒,作出了“自创”高于“依傍”别人的判断。

  只要形成了语言学的中国学派,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中国特色的语言学。科学无国界,这话绝对正确。不过,要看怎么理解“科学”和“无国界”。“中国特色数学”、“中国特色化学”、“中国特色物理学”的确不能说,然而,是否可以用此来证明“中国特色美学”、“中国特色史学”、“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”也不能说呢?好像不可以。且别说人文社会科学,即使是属于工科的建筑学,由于跟社会因素人文因素有很深的渊源,也完全可以提“中国特色建筑学”。至于“无国界”,是否就等于说任何门类的学科都没有国家特色或民族特色呢?是否也可以理解为科学属于全人类,科学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呢?语言学是一门具有社会性和人文性的学科,提“中国特色”是无可指摘的。在国家提倡振兴民族文化之时,强调“中国特色”,更有导向性的作用。

  当然,中国语学要形成和凸显自己的特色,绝非易事,需要做长期而艰苦的探求工作。1996年6月10日,季羡林先生为“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”作序,其中指出:下一个世纪的前20年,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,都是我们探求的时期。我们必然能够找到“中国的特色”。只要先擒这个“王”,我们语言学的前途,正未可限量。1999年6月29日,季先生为他所主编的“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”作序,又接着上面的话题写道:但是,问题的关键在于:怎样探求?向哪个方向探求?我不揣庸陋,想补充两点。第一点是,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;第二点是,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,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,来抽绎出汉语的真正的特点。能做到这两步,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。

  最后,我讲几句话,作为结束语。

  第一,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学术特点,意味着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强劲文化;一个没有自己强劲文化的国家,意味着国际交流中发言权完全掌握在他人手里,自己只能俯首贴耳地驯服于他人的指指点点。目前,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严重入超提醒我们,需要大声疾呼振兴自己的文化。

  第二,中国有灿烂的文化,这不是历史教科书上僵硬了的几个汉字,也不是仅供观赏的历史化石,而是可以滚动起来的一江长长活水。以现代意识为前导,弘扬国学优良学风、深刻学理和有用成果,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,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,有利于助产中国特色的学问。

  第三,中国学术,包括中国现代语学,应该也可以对世界学术作出贡献。《光明日报》2006年3月23日发表《中国语言研究的民族性与世界性》一文,文中几句话说得特别好: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事物的一体两面,表面对立,实则统一。有鲜明的民族性,才有真正的世界性。没有各民族深入挖掘、慷慨奉献本民族的优质元素,就无法打造出内涵丰富、形式多样、色彩斑斓的世界性。

  第四,学术的繁荣,表现为“百花齐放”。容忍“百花齐放”,是一种学术度量。百花中,任何色样的花,都是一个品种,都应受到尊重。学术上的不同意见,不要过早肯定或否定。有的意见,看似互不相容,实则有可能殊途同归,将来会形成互补。对于一个学者来说,既要善于学习别人,又要善于塑造自己。

  请让我再次提到金庸的作品。金庸笔下,有个老顽童。他爱“拜师”,只要看到别人有新招,即使对方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、小女孩,他都要“我拜你为师”;但是,他又爱“自创”,潜心于自己琢磨,“双手互搏”呀,“空明拳”呀,创造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招式。此公开始中等偏上,后来武功奇高。结果呢,在“东邪、西狂、南僧、北侠、中顽童”的新“评估”中,占据中心位置,成了五绝之首的“中顽童”。(笑)这个文学形象,也许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点什么。王充《论衡实知篇》:“不学不成,不问不知。”张载《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篇》:“学贵自悟,守旧无功。”我想,多多咀嚼这类格言,对我们的继承创新会大有好处。我的发言就到这里,谢谢各位!(热烈的掌声)

 
【关键词】:国学 【责任编辑:chinalongmai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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