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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歆
时间:二0一0年  来源:龙脉网  作者:佚名  文字:
 

  刘歆(约前50一后23),字子骏,汉哀帝时为应诚纬而改名秀,字颖叔。刘向少子,西汉皇族,沛(今江苏沛县)人。西汉著名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、文学家,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。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,也是颇有争议的人物之一。

 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《诗》、《书》,后又治今文《易》和《穀梁春秋》等。以能通经学、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,待诏宦者署,为黄门郎。汉成帝河平三年(前26),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“中秘书”(内秘府藏书),协助校理图书。刘向死后,继承父业。哀帝时,刘歆负责总校群书,在刘向撰的《别录》基础上,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《七略)。


  自西汉晚期开始,古文经学的振兴是与刘钦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。他在长期校理中秘书籍的过程中,接触到大批外人无法看到的古文经籍,从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,并做出了空前的成绩。具体地说来,有以下几点。

  第一,重新排列了六艺的次序,把《易》经提到首要的地位。同时,协助刘向将内朝秘藏中发现的《古文易经》校对当时通行的《易经》各种隶书本,把费氏《易》定为古文经典。自孔子以来,六艺次序总是以《诗》、《书》为先,然后一般是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刘歆认为,“六艺之文,……《易》为之原”。他对《易》颇有研究,认为《易》经由上古伏羲、中古文王、下古孔子三位圣人才完成的,故曰“《易》道深矣,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”,因此,六艺之首当推《易经》。从此以后,历代志书和目录关于六艺的次序,均以刘歆的说法为准。至于《易》的流传,西汉施氏、孟氏、梁氏、京房、费氏《易》、高氏《易》等等,都是隶书的抄写本子。刘向、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,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本,结果只有费氏《易》与古文本相同,于是确定费氏《易》为古文经典。

  第二,首次披露了《古文尚书》和《逸礼》的来历,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,使更多的士人有机会学习。鲁恭王从孔子旧宅中发现了古文《尚书》与《逸礼》,后由孔安国献给朝廷,藏于秘府。向、歆父子整理时,发现古文《尚书》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,并对欧阳氏、大小夏侯氏三家今文本作了校核,发现了一些脱字之处。刘款在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中,首次披露孔壁古书的事实,使朝野士人都知道还有《古文尚书》与《逸礼》的存在。这对推动古文经典的广泛流传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第三,首次把《毛诗》归于古文经典。刘歆少时通习今文《诗》学,后来才读到《毛诗》。他根据内朝秘府的资料,知道“又有毛公之学,在谓子夏所传,而河间献王好之,未得立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。 第四,首次把《周官》称为“经”,列入古文经典。《周官》名称,始见于《史记·封禅书》,原来不称“经”,与儒家经典没有什么关系。刘向、刘歆整理时,开始归入“六艺略”礼类,称之为《周官经》六篇。 第五,重新整理《左氏春秋》,探求全书的义理。从汉初直到汉成帝时,传习《左氏春秋》的有北平侯张苍、贾谊、赵人贯公、张禹、尹更始及其子尹咸、翟方进、房风等人。由于“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,学者传训访而已。”刘歆校“中秘书”时,看到《左氏传》古文本“大好之”。遂向丞相翟方进和亟相史尹咸学习《左氏春秋》,质问大义。史称,“及歆治《左氏》,引传文以解经,转相发明,由是章句义理备焉。”(《汉书·刘歌传》)值得注意的是,这里决不能理解为刘歆开始附加上解经的评论(如历代某些今文经学家所认为的)。其实,《左氏春秋》流传至战国末期,已逐渐地加上“礼也”、“非礼也”、“君子曰”、“仲尼曰”之类评论。至于《左传》中所谓五十凡例,也是原有的,并非刘歆伪造。这就是说,刘歆改变了过去只注意文字训诂的局面,进而着重“发明”即阐发全书的微言大义;不仅件”章句”,而且讲“义理”。这样,《左氏传》经由刘歆的引传解经,“章句”与“义理”皆备,成为汉代《春秋》学的一家,可与《公羊传》和《毅梁传》相抗衡。刘歆还强调左丘明这个传说人物的可靠性,说他“好恶与圣人同,亲见夫子。”(《汉书·刘歆传》)这当然没有什么真实的根据,不过是用来抬高《左传》在六艺书中的地位罢了。

  刘歆对“五经”古文经典的整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,他所特别爱好且最有研究的是《左传》。汉哀帝即位时,刘歆建议将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下沼征询臣下对立《左传》博士的意见,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。今文博士“不肯置对”,拒绝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。这使刘歆十分恼火,写了一篇驳斥太常博士的书文。刘歆的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,是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。它首先肯定了孔子与六艺的关系,认为孔子正乐、《雅》、《颂》,修《易》,序《书》,制《春秋》,“以纪帝王之道”,“夫子薨而微言绝,经历战国和暴秦”,“道术由是遂灭”。汉兴七八十年间,虽然经书颇出,广立学官,建置博士,但是,“离于全经,固已远矣”。接着,书中披露了孔壁古文《尚书》与《逸礼》发现的事实,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《春秋》古文本,指责太常博士们“保残守缺,挟恐见破之私意,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。”最后强调指出,根据汉宣帝广立《毅梁春秋》、梁丘《易》、大小夏侯《尚书》的成例,“义虽相反,尤并置之”,应当将古文经列为学官。“若必专己守残,党同门,嫉道真,违明诏,失圣意,以陷于文吏之议,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”(《汉书·刘歆传》)。刘歆的言辞甚切,引起太常博士们的怨恨。大司空师丹大怒,“奏歌改乱旧章,非毁先帝所立。”尽管汉哀帝袒护刘歆,以为“歆欲广道术,亦何以为非毁哉?”(《汉书·刘歆传》)但刘歆终究得罪了当权大臣,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,被迫离京去当地方官,数年后以病免官,居家不出。

  汉平帝即位,王莽操纵朝政,重新起用刘歆。王莽自比周公,号“安汉公”,追封周公和孔子的后代,追溢孔子曰“褒成宣尼公”。在这些活动的背后,包藏着王莽篡汉的祸心;而刘歆成了五莽政治阴谋的追随者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:“平帝时,又立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、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,所以网罗遗失,兼而存之,是在其中矣。”但这时倡导古文经学,已经丧失了学术意义,成为王莽政治阴谋活动的一个部分。壬莽篡汉建立“新”朝后,刘歆成为国师,号“嘉新公”。王莽改制时,始称《周官》为《周礼》,根据《周礼》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“专念稽古之事”,如班固所揭露的:“莽诵六艺以文奸言”。同样,刘歆以古文经学服务于王莽的改制活动,建置《周官经》博士,也就无学术价值可言。当时,左将军公孙禄对王莽说:“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,毁师法,令学士疑惑。”(《汉书·王莽传下》)

  刘歆陷入政治旋涡后,又想极力挣脱。他谋诛王莽,事泄自杀。刘歆的著作大多已亡散,其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今保存在《汉书·刘歆传》中,其《七略》今基本保存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,其《三统历谱》在《汉书·律历志》中也尚存梗概。此外如《尔雅注》、《钟律书》等均佚。明代人曾辑有《刘子骏集》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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